历史上的温州书院

温州的书院多仿效“朱子于武夷，白鹿，皆择山水最佳处”的做法，把书院院舍建立于山明水秀和名胜地区，如南北雁山、仙岩等名胜都设有书院多所，即使建于城内的书院也多在景物清幽之地。王开祖当年讲学之所在华盖山麓，清雍正年间温处道芮复传建书院于谢灵运故居所在积谷山，“山之胜甲一郡，书院坐收之”。乾隆年间平阳知县何子祥因龙湖“擅全湖之胜，为士子读书之灵区”，便于此建龙湖书院。

李方华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原为藏书和修书的机构。作为讲学制度的书院始于五代。当时地方官学如府、州、县学都受到长期战乱的影响，逐步凋零，作为私学的书院应运而生。

温州书院南宋时达到鼎盛时期，明清时受到压制

温州的书院至北宋时才初露端倪，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王开祖讲学于东山，是为温州有书院之始。此后，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建立书院，南宋周行己创办的浮沚书院，陈傅良创办的仙岩书院，办学时间较长，都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当时以及后世是很有影响的著名书院。由于永嘉学派学者通过书院以传授其学说而大办书院，因此温州的书院在南宋出现一个鼎盛时期。宋代浙江省书院48所，而温州有12所，占全省四分之一。

元初，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既不愿到元政府中做官，也不肯到元朝设立的官学中去讲学，甚至不愿他们的子弟在官办的学校中学习，隐居不仕，自办书院。元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在文教方面却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同意私人书院的设立，但加强控制，逐步使书院官学化。元代温州的书院，有建于南宋的永嘉书院，平阳州守周嗣德建立的迳川书院和交川书院。大德十一年（1307）叶在翁又创办碧山书院（今属文成县）。

明初书院处于停滞状况，到了明中叶孝宗弘治以后，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这一百多年间，书院才开始繁荣兴盛起来。温州府有弘治十三年（1500）郡守邓淮建立的鹿城书院，扩建的东山书院。永嘉县有弘治间知县林廷献建立的鸡鸣书院和王瓒读书处的芙蓉书院，嘉靖间侯一元于浮沚书院旧址建立环壁书院，张孚敬建立罗峰书院，以及年代无考的瓯江书院和南峰书院。乐清县、瑞安县、平阳县、泰顺县也都各有书院。

清初，书院也受到压制。顺治九年（1652）赦令：“不许别立书院，聚众结党。”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迫于形势，又出于笼络汉族士儒的需要，不得不取消禁令，明令各省设立书院，同时对书院作种种规定，进一步使书院官学化。

书院既是读书习业的地方，又是学术研究的场所

书院是私人创建，私人讲学之所，它不同于官学。书院在教学上具有许多特点。其办学宗旨强调躬行实践和德行修养，特别是永嘉学派提倡培养经国济世之才，培养真才实学之士。如塘岙塾是林石讲学之所，游其门者不应举，尤为突出。周行己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他概括出“实践躬行，读书明理，修德立行”，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教师指导下独立钻研，采取自学、问难和论辩相结合的方法。王景山的《儒学篇》是和学生问难的讲稿内容。陈埴强调在教学上要师生共同问难解答，除自学、问难以外，辩论是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奥义的良好方法。并提倡自由讲学，把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书院兴起原因之一是要求自由讲学，学术自由，不像官学那样受到官府的限制。因此，书院既是读书习业的地方，又是学术研究的场所。

元代书院逐步趋向官学化，但教学上以自由讲学为主，在内容上必须以程朱理学为准，控制甚严。明代书院课程为“四书”、“五经”经义。官立书院有月课、月考规定，课卷经山长品评，送知府或知县审查、评定等等。清代书院和科举考试联系更加密切，教学内容以学习“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为主。由南宋时重视义理和经世之学转向考课，成为科举的附庸。也有少数书院如鹿城书院还保存了宋代书院的传统学风。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少数书院以朴学教授学生，以学习经史为主，提倡学术研究，不课八股文，为当时书院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中山书院的肄经堂就属于这一类书院。

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田,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创举

私人创办的书院院舍都比较简朴，官办书院的结构规模比较宏大。如明代敕造的贞义书院，有抱忠堂、贞义院、三省斋、御书楼及敬一、荣恩、万竹、观荷等七座亭及三叠岩等名胜。地处瑶溪之旁，“两水萦回，四山拱盘”，堂院斋楼是“金石刻七星之座，奎壁迈金丈之光。金碧辉煌，建筑坚固，形式精美”。清代修建的梅溪书院有正屋一栋，旁两大房舍为藏经阁，前为回廊、门坊，左西为厨舍三间，左北为静修斋九舍其左东为讲堂一厅，门外为石路，纡折有度，始有大门，榜曰义路礼门，书院规模初具。再如中山书院，规模更大，设有头门、二门，前进讲堂楼七间，名为精荫堂，为师徒讲会肄业之所，其右楼房五间曰大雅堂。左楼房十间曰修道堂，另有厨房、夫役房及耳房十多间，院舍都“崇阁青色深”，整齐宽敞，院后靠中山，“傍山凿池三座，长松偃盖，绕径阴森，整个书院占地十亩二分，院舍共六十多间，其亭池之胜，一郡书院，媲美省会之区”。可见书院规模和建筑质量在当时是颇负时望。

书院的经费主要靠学田收入，学田的来源有四：（一）国有土地的划拨；宋初对书院就有“赐田给书”，神宗时诏治诸路学田；（二）集体产业的充公，如毁淫祠，把祠产归书院，有的寺院主持者犯法没收寺产充公；（三）一村一族的捐赠；（四）个人的捐献。书院学田多寡不等，多者达一千亩以上，少者仅十数亩。学田制度是封建社会中筹措教育资金的最好形式，学田制的普遍建立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创举。